白宝山是一个在中国刑侦史上有坐标地位的杀人犯。
1996年3月至1997年8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刚因盗窃、抢劫罪出狱后不久的白宝山在北京、河北、新疆等地袭军袭警，先后抢枪3支，抢钱100多万元，打死打伤15人。
下面是白宝山的一些谈话片断：
他仅仅因为盗窃了人家几件衣服，就被判了4年徒刑。在服刑期间，被揭发出另一件事：他因喂鸽子，入院盗窃人家一穗苞玉米，被主家发现，追出来，他用木棍打了对方头部一下——结果，他被冠以抢劫罪，加判了有期徒刑10年。
“我想过了，法律这样判我，我服刑出来，就去杀人，杀死那些受法律保护的人。如果法律判我20年，我出来杀成年人；如果法律判我无期（徒刑），减刑后我出来年纪大了，没能力杀成年人了，我就杀孩子，到幼儿园去杀，能杀多少杀多少，直到杀不动为止……”
“我出来并没想重新犯罪，我给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如果我能够正常地生活下去，我就不再犯罪；如果不能，我就去抢。”
“我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跑户口，先后跑了六七次，他们就是不给我办。我认为，我已经从监狱里出来了，起码也是个公民，可派出所不给我办户口，我吃什么？我不能靠父母养我一辈子？我这个要求不过分，我要生活。我对我母亲说，派出所要我送礼，我连吃都吃不上，拿什么东西送给他们？”
“我犯了这么大的罪才有权利在这儿讲几句话，这个代价太大了，多少人的鲜血换来的今天……我对无辜死亡的人……（哭）……说声对不起……（哭）希望以我为诫，不要做一个对社会有害的人……”（法庭上的最后陈辞）
“每次作案前，我都要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想过几遍。包括作案的方法，行走的路线，允许的最长时间，在作案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意外，我怎样处理等等。我想好一件事，就把它定下来，全部想好之后，我觉得有把握了，再行动。”
“我对如何防备公安的调查做过专门研究：第一，我抓住正常人的心理。平常的人，在碰到突发事件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先保护自己。由于内心恐慌，对当时发生的人和事，一般都记不住。甚至连打过几枪，打枪的人多高，什么模样，都记不清楚。第二，我自己要克服心理障碍，抱着这次出去干事，就回不来的打算，不考虑自己的得失，这样；我就什么都不怕。第三，我事先准备得很充分，不允许自己有一丁点疏漏。别人可以犯错，我不能犯，一个小错，就可能断送掉自己的性命。我是个冥思苦想的人，先往最坏处想，做好应付最困难的局面的准备。第四，我主要是于抢劫的，我比较主动，抢劫时我有准备你们没准备，反应过来需要一段时间。我在行动中尽量减少所用时间，在你们反应过来之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毕。所以我不怕你们调查……’”
“买枪不如抢枪，买枪更容易暴露。”
“枪是一定要开的，而且一定要打死人，不然没有震撼力，谁也不甘心巨款被抢走。”
“我劝过吴子明，我说那些钱不能花，一花非丢了性命不可。他就是不听，总惦记着分钱。那时我就想了，为了保全我自己，我必须杀人灭口。”
白宝山被捕后，他认为一定是谢宗芬出了事，把他供了出来。否则，公安局不可能找到他的家。可是入狱后却没有抱怨谢宗芬，无论在公安局预审阶段，还是在法庭上，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涉及谢宗芬却很犹豫。后来说：“这些事以她所说的为准吧，我记不清了，说乱了我怕害了她。”
“我本来想拿枪打死他们，可是，我母亲进来了，我就不能打了。我不忍心当着我母亲的面杀人，我做不到……”（“他们”指去他家带他走的警察）
……
个人的性格扭曲，思想极端不仅仅是个人的过错。体制或者社会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白宝山当时跑户口，要是顺顺利利的办下来也许会少出很多事。妥协，我们的政治的最大的标签。从上到下，从高层到低层，一个模子出来的。这三首唱白宝山的歌会让人处于一种反乌托邦的氛围之中，不是盘古反，而是听者反。从木鱼伴奏的《白宝山名言》，到有电子成分的《白宝山教导我们》，到拨弦演奏的《白宝山思想》，无一不让人心惊胆战。这三首歌都像在向毛泽东和之后的执政者的话语进行致敬或者解构，“名言（语录似乎更贴切）”，“教导我们”，“高举某思想奋勇前进”……这些话语像皮肤一样伴随在我们的周围，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些话同样在白宝山的周围，白宝山的案例并不仅仅反映了白宝山是个混蛋。犯罪和歌曲的联系，我们能想到的或许只有迟志强，那时候我真的很喜欢听迟志强，因为在监狱里能发出声音本来就是一件无论在艺术，政治，经济上都有重大意义的事。但是现在想想，那些悔恨的歌曲有几首真正是犯人的心声，大多还是其他的词曲作者写的。对于监狱里的真实声音，我更相信廖亦武，他把监狱里极端残酷的事实给披露了出来，监狱不是我们电视中说的互助，学习的好地方！那里是地狱！
一、电厂武警战士和装甲兵司令部哨兵遭袭击
１９９６年３月３１日至４月２２日，北京市连续发生袭击解放军哨兵、袭击
人民警察的恶性案件，震惊了北京市公安局，震惊了国家公安部，引起了党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
一、电厂武警战士和装甲兵司令部哨兵遭袭击
１９９６年３月３１日晚上，石景山高井热电厂像平日一样，厂区里非常宁静。
晚上２１点４０分，值勤的武警战士范龙泽接电厂西大门岗。与他同时换岗的还有战友杨志明。杨志明负责电厂的内部巡逻。在西大门岗亭值勤的只有范龙泽一个人。范龙泽接过上一班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和子弹袋，扎好。子弹袋是空的，枪里也是空的。按照纪律，哨兵值勤不带子弹。这时，他听到岗亭里的电话响。电话是支队长打过来的，例行公事，询问哨兵位上有无反常情况。他报告说，一切正常。
放下电话，范龙泽提着枪走出岗亭。大门外没有情况。他转过身，向厂内的方向走了几步。不远处是备件库的夹道口。那儿伫立着几根粗大的暖气管道。他恍惚看到有个人影晃动了一下，消失了。
当他走过来时，黑影在暖气管道底下仰望着他，并不慌张。范龙泽朝远处看看，并没发现异常，返了回去。
电厂大墙很高，那条黑影是从东边翻高墙进来的。他在电厂外选择了一处靠近大墙的屋顶，从那里爬上高墙。跳下来后，他沿着墙根的暗影，迂回着向西大门靠近，选择了这个离哨位不到２０米的夹道口，隐藏下来。黑影没携带武器，只带了一只大号手电筒。
范龙泽没有想到，他自己会成为袭击的目标。他今天胃口不好，腹胀，肚子一阵阵疼得厉害。他终于忍受不住了，就在他返回哨位后不久，胃里向上翻，他紧跑两步，蹲下，呕吐起来。
夹道内的黑影认定这是个极好时机，回身走到备件库，从一个木箱上抓到一根粗铁棍，迅速回到夹道口。
哨兵范龙泽仍蹲在原地，呕吐不止。
黑影悄悄从他身后走来，恶狠狠地举起了铁棍。
范龙泽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上，昏了过去。头上血流如注，染红了岗亭前的水泥台阶。
黑影迅速从他的怀里抽走了“五六”式步枪，打开大铁门上的侧小门，跑出电厂。
三分钟之后范龙泽醒过来，挣扎着走进岗亭向中队报警：“我是西大门哨兵，我遭到了袭击……”
中队长迅速带领武警战士赶到现场，问明情况，向大门外追击。
那条黑影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行凶用的粗铁棍斜躺在距岗亭不远的地面上。它是备件库里的备料，上面没留下指纹。
岗亭内的电话、登记簿、手电、灭火器等均未翻动，范龙泽值勤用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被抢劫，枪号为９２２７３５９。
范龙泽马上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的位置在石景山区金王府附近，距西山八大处不远，周围有矮山和松林环绕，风景优美。
４月７日晚上２１时３０分，哨兵余启明接戴少伟的班。余启明是四川省巫山县人，身体结实，爱好运动。他的上哨时间为晚２１点半至２３点半，两个小时。
在哨位上，他没发现可疑情况。
２３点１５分，余启明准备去哨岗。这时候有几名外出人员骑自行车进院，他做了登记，然后进营房叫醒下一班的哨兵尚国玺，又返回哨位。等待接岗时，他在院内运动了几下，然后走到大门外。
余启明走到距小松林最近处向后转。这时他的位置是面对岗亭，背向松林。刚刚走出两步，就听见“砰”的一声，像打枪的声音。很近，仿佛就在他身后。他感觉到子弹从身后射过来，并看到子弹穿越他的身体射到岗亭上，迸出了火花，一块砖头掉了下来。他觉得他中弹了，但不知道子弹打在什么部位。他还能跑。他喊了一声，立刻朝大门里边跑去。这时又听见一声枪响，并再次看到前边的铁栅栏上冒出火花。这次他感到自己的右臂被击中，木胀胀的。所幸他没有倒下，坚持着一直跑到大门里边，跑回营房。营房里的战友敖祥军被惊醒，问：“你这是怎么了?”他捂着手臂说：“我中弹了，被打了两枪。”敖祥军没弄明白，追问：“谁开的枪?”
余启明说：“我也不知道。”敌情来得突然，敖祥军、徐健几个战士立刻起身，摸到大门口。
余启明因抢救及时脱离了危险。
余启明回忆不起值班时有什么异常，直到被击中，他也只听到枪声，看到子弹打在岗亭和铁栅栏上溅起的火花，他根本就没看见开枪的人。开枪的地方很近，仿佛是从松林里射出来的。
但那里没有人，至少他没看到有人。
二、凌晨，又发生两起枪案
４月８日深夜，北京市石景山公安分局防暴大队的巡逻车在本辖区执行巡逻任务。车上有６名巡警，携带着微型自动步枪和五四式手枪。他们是：巡逻分队长孟彬，巡警杨斌、姜书启、王炜、肖远和王建庆。值勤时间为晚上８点至次日早晨８点。
姜书启驾车。午夜前，他们在八角街绕了一圈，在１２点１５分左右，驶到石景山高科技园区石兴大厦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这时有一辆宝石蓝色面包车，逆行从斗源饭庄方向开过来。对方行车速度很慢，车身左右摇摆，有司机酒后驾车之嫌。
他们决定拦截该车进行盘查。
然而，当对方看到警车之后，立即刹住，在路面上打个回头，速度突然加快，企图逃脱。
巡逻车迅速追上去，并很快超过面包车，把它逼在距路口不远的便道旁。巡逻车在面包车左侧大约三米的地方停下来。巡警孟彬、肖远、王建庆三人提着自动步枪相继下车，准备盘查。
面包车的右后门突然拉开，一条黑影蹿出来———这时肖远站在巡逻车后门的位置，王建庆站在前驾驶的位置，孟彬站在中间。对方刚一下车，枪就响了。下车的三名警察全部被击倒。
那条黑影继续开枪射击，边打边退，向东边逃去。
巡逻车车身连中两枪，留下横向排列分布均匀的四个弹孔。
持枪的黑影一边射击，一跃一跃地向东逃窜。那辆宝石蓝面包车突然启动，加大油门朝西开去。一车一人，逃向相反的方向。
分队队长孟彬忍着伤痛用步话机向分局报案，杨斌和王炜检查几位战友的受伤情况。孟彬分队长撑着一条腿，站在路口拦车，运送伤势严重的王建庆，其余人在出事现场等待援兵。
“４•０７”案现场，警方在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大门外的松林内，发现持枪人潜伏的痕迹。在距哨位３５米的松树下，提取到可疑足迹一枚。在附近的草地上，找到７．６２毫米步机枪弹壳两枚，弹底标识为７５－８１。在岗亭外的砖墙、铁栅栏附近，找到弹头碎片。
“４•０８”案现场，犯罪分子逃跑距离较长。在犯罪分子下车后和逃跑途中，共开了９枪。警方在现场提取到８枚７．６２毫米步机枪弹壳，弹底标识均为７５－８１。在其逃跑路线上发现１枚遗留的未发射子弹，弹底标识与提取的弹壳相同。
在其翻越的墙头上提取到微量血迹(墙上有玻璃碴)。两处现场提取的弹壳，经公安技术部门鉴定，歹徒使用的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与高井电厂被抢劫的枪支枪种相同。两处现场的子弹，发自同一支步枪。
半个月后，罪恶的枪声又在北京市丰台区的八一射击场响起。４月２２日凌晨１时４５分，某团七连哨兵张海峰、郭占平在值勤时听到军体大队管理处院东有放爆竹的声音，未能辨清是否是枪声。
２点４０分，军体大队公务员靳先国在值班室接到一个匿名电话，打电话的人是男性，从声音上判断大约３０－４０岁。对方先问靳先国的姓名，然后说：“大门口出事了，有人被打死了。你赶紧向领导报告，快一点带人过来。”
靳先国拿着听筒问：“喂，喂，你是谁?”
对方已把电话挂断。
靳先国感到事情严重，马上打电话给军体大队代理协理员陈采良、代理军务参谋胡春利，一字不落地报告了匿名电话的内容。陈采良、胡春利立即带人赶到大门口，发现哨兵赵长文遭到枪击，已经死亡。
经法医解剖，赵长文身中两枪，均为枪弹贯通伤。死亡原因为失血性休克。对现场提取的７．６２毫米步机弹进行鉴定，与日前“４•０７”、“４•０８”案件同出自一支步枪。哨兵身上携带的手枪枪套连同空弹夹去向不明。
给靳先国打匿名电话的是军体大队院内居住的一名职工。凌晨，他还没入睡，在宿舍听到外边有枪声。他长年在靶场工作，对枪声是很熟悉的，不可能听错。而且，枪响的地方应该在大门附近。他知道大门值勤哨兵只背着空枪套，里边并没有枪———那么，这枪是谁打的呢/?出去看看，很可能有危险；不去看看他又不放心。坐在床边，连着抽了几支烟，他还是决定骑自行车兜一圈，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果然不出他所料，大门内侧躺着一名战士，已经被枪打死了。
他先在哨兵值班室给大队打电话，没打通，返回宿舍再次打电话时没透露自己的姓名。
几分钟之后，他从宿舍的窗口看到大门处聚拢了许多人，这才熄灯睡觉。第二天，他如实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反映给了保卫部。
三、现场，现场，现场
“３•３１”高井电厂袭击武警抢劫枪支案件发生后，北京市公安局成立“３•３１”案件专案组，随即开展工作。
“３•３１”现场犯罪分子遗留的物证痕迹不多，行凶的铁棍系现场采集，上边未留指纹。公安人员对电厂内部因素做了广泛的调查，并一一排除。专案组作出此案为外部人员作案的结论，并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达成共识：
一、犯罪分子有备而来，犯罪目标明确；
二、对作案现场及周围环境熟悉；
三、身体强健，有较强的奔跑能力和攀登能力；
四、不是初犯，有用铁棒等钝器袭击头部的习惯动作。
由于犯罪分子抢走了枪支而没抢到子弹，对于犯罪分子下一步将如何动作，专案组做了多种设想，密切注视着事态发展。
果然，一周后便连续发生了“４•０７”、“４•０８”案件。
“４•０７”案与“３•３１”案在时间上有承接性，“３•３１”案中被抢劫的是“五六”式步枪，“４•０７”案出现了“五六”式步枪，在使用武器上有内在的因果联系。同时，两案均发生在石景山区，且袭击目标一致，都指向部队的值勤哨兵。
“４•０８”案显然是“４•０７”案的延续，犯罪分子袭击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后，在撤离途中与警方巡逻车遭遇，双方发生枪战。两案发案时间前后只差一小时，犯罪分子使用的枪支相同，案发地点恰在犯罪分子自“４•０７”现场返回的路上，两案的衔接十分自然。
“４•０８”现场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子弹等物证线索，现场还出现过一辆宝石蓝色面包车。这辆面包车从一开始就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石景山公安分局迅速布置警力，对本地区所有蓝色面包车司机进行调查，寻找车源。
在强大的外部压力和内心压力下，第三天，面包车司机来到派出所主动交代了当天的事情经过。
司机讲述的过程是这样的———
那天晚上，我驾车在高科技园区附近转悠，遇到一个高个子男人拦车。我问他去哪?他说去３３７路汽车总站。我让他上了车。上车时，我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样东西，有两尺多长，挺显眼的。我问他：“您拿的什么?”他说：“打家具的木板儿。”
当时我试探地说：“前边戒严了，要查身份证。”他立刻改了口，说：“要不就去
古城地铁站吧。”我出来就是想多挣俩钱儿，便说：“去古城地铁２０块钱。”他说：“行。”我看他拿出钱后才掉头。
掉头的时候前边来了辆警车，开始我没太在意。可刚开到十字路口，警车就追上了我的车。我看见车上坐满了警察，都拿着枪。
我车上的那个人说：“你赶紧停。”同时还拉右边的车门。我的车门不好使，拉两三下才拉开。这时警察已经下了车。那人也下了车。
他刚下去我就听见“砰砰砰”几声枪响，像放炮一样。接着就见那些警察都趴在地上，警车的边门上一下下地直冒火星子。
我吓坏了，先是双手抱头伏在方向盘上，听着枪声不那么密了，我抬头看看路面，挂上挡就朝西边猛开，后面的车门都没来得及关。
驶出开发区，往西开进郎川村，顺着河西的土路一直朝前奔。我听后边没动静了才敢回头看。这时我发现后车厢里有块红色旧毛毡提兜，是那个乘车人留下的。我顺手就把它扔到了车外边。
又开了一段路，我回过味来，拐了个弯，顺着３１１路朝南开。在路口遇到警察查车，他们看了我的驾驶证和行驶证，见车里没人，就放我回家了……
司机向警方证实：歹徒只身一人，高个子，大约有１．７８米。
石景山分局刑警大队根据面包车司机提供的线索，在郎川村一带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访问，寻找那块红色旧毛毡提兜。但那块毛毡仿佛钻入地下，始终没有找到。
但“４•０８”现场至少还给我们提供了如下情况：
对方有高超稳定的射击技术，对军用武器熟悉，从持枪和跳跃的姿势上看，很像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据此，专案组认为：犯罪分子可能是受过警方打击的累犯，可能有过服役史，或接受过军事训练，有接触军用武器的经历。
“４•２２”现场也证明了嫌疑人枪法的准确，且手段极其残忍。
犯罪分子在这４起案件中侵犯的对象都是现役军人，作案目标都是为了抢夺武器。为什么他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连续作案?犯罪分子的作案动机是什么?是出于政治目的，还是经济目的?是为报复社会，制造混乱，还是另有企图?这完全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犯罪分子３月３１日在高井电厂抢到的是一支空枪，在此之后，突然出现了弹底标识为７５－８１的大量子弹。他的子弹，又是从哪里获取的呢?
四、北京市全力侦破案件
北京市公安局“３•３１”案件专案组提出三项果断措施。首先，专案组通过对几起案件相互关系的分析，得出如下认识：
几起案件相距时间不长。第一起案件，犯罪分子抢夺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第二起案件，犯罪分子使用抢劫的步枪袭击装甲兵司令部哨兵，抢夺手枪未能得逞；第四起案件，犯罪分子打死八一射击场哨兵，抢走空枪套，其抢夺手枪的目的仍未得逞。因此，不能排除其以同样方法继续作案的可能性。
基于此种分析，专案组制定了“抓现行”的工作方案。专案组在石景山巡逻支队设立指挥部，组织了１００多名精干警力，分成若干小组，配备好火力、防弹装备和夜视装备，每天晚上启动，在北京西部所有部队驻地的哨位附近布控蹲堵。哨兵为军营站岗。我们的刑警暗中为哨兵站岗。在重点哨位布网守候的同时，指挥部还安排了武装机动车辆在这一地区巡游，以备突然事件发生。
第二项重点工作，查子弹。子弹，始终是一个谜。
犯罪分子在抢枪之前，就存有充足的子弹，或者有获取子弹的办法和渠道。从几起案件现场所提取的弹壳、弹头上看，犯罪分子所使用的子弹的弹底标识都是７５－８１。这说明他获取子弹的途径比较单一。
在这项工作中，专案组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他们查访了兵器部，一批批地查找该批号子弹的生产日期和配备区域。终于查清了这批子弹的来龙去脉。
这批子弹生产于文革后期，由河南某兵工厂制造，主要配备给南京军区和兰州军区。南京军区所配备的这批子弹没有下发到部队；而兰州军区的这批子弹主要分发给了新疆的阿克苏、吐鲁番、石河子、奎屯等地区。
这是本案第一次涉及到新疆。
专案组立即派人到新疆了解子弹管理情况，但因子弹数量过大，分布面广，且下发时间长，无法进一步划定核查范围。
第三项重点工作，是确定犯罪嫌疑人的活动地区和落脚点。
面包车司机是几起案件中最重要的目击证人。因此专案组十分重 视对他与犯罪嫌疑人短暂接触过程的挖掘工作。其中，卓有成效的是对犯罪嫌疑人口音的确定。
专案组请来语言专家，把面包车司机与犯罪嫌疑人的对话反复进行分析。双方在车上只说了几句话，一共２７个字。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犯罪嫌疑人所说的“木板儿”这一句。专家们反复推敲后认定，对方所操的是北京地方话而不是普通话。这有重大意义，由此可确定犯罪嫌疑人应该是北京市人，而不是外地人。
专案组认为，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范围及居住地在石景山区之内（另一起案件发生在丰台西部，距石景山区并不远，而且交通方便），其中“重中之重”，应该在３３７路汽车总站附近。专案组明确了侦查范围，决定在３３７路汽车总站周围５公里范围内，挨门逐户，进行地毯式排查。
然而，经过长时间的工作，并没摸出有价值的侦查线索。
由此，“３•３１”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披上了越来越浓郁的神秘色彩。传闻中他被描绘得能够飞檐走壁，作案时忽来忽去，遇事反应之快，动作之迅速，逃匿之巧妙，均非常人所能想象。又一说法，对方枪法神奇，与警方遭遇时，子弹仿佛长了眼睛，凡拿枪的都被击中手腕，凡追击者都被打伤腿，而且弹无虚发。虽然事实与传闻有很大的差别，但对方枪法精湛是毋庸置疑的。
现场勘查和现场访查都在昭示着一个方向，使你在判断上形成一个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的递进式四重推理：
案犯可能是复员军人；
案犯可能是复员军人中的特种兵；
案犯可能是特种兵中的特等射手；
案犯可能是符合上述条件的参加过越战的人员。
这使我们的侦破工作兜了一个大圈，直到最后，你也不能完全排除它。这是由现场的特点决定的，现场特征就是这样的一个导向，否则你将无法解释———所有另外的解释反而都是不科学的。
通过对４起案件所获得的线索的综合分析，专案组对犯罪分子做出了如下刻画：
犯罪分子身高在１．７４米以上，年龄３０－４０岁之间，身体健壮，北京市人，住地（落脚点）在石景山区模式口３３７公共汽车总站附近，有参军史或者服刑史，有接触军事武器的经历。他单独作案，目标是袭击军人哨兵，手段残忍，手中有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五、一个幽灵，回到北京
时间倒推到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２日，白宝山的身上带着“释放证书”，盖着朱红的印章———
白宝山，３９岁，北京市人，原籍河北省徐水县，因抢劫、盗窃罪，１９８３年９月９日判处有期徒刑１４年，剥夺政治权利２年，现裁定释放。
签发单位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新安监狱。
签发日期：１９９６年３月７日。
不能说白宝山一回到北京就想犯罪，就想抢劫武器去杀人———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两年后的１９９８年３月，当白宝山站在法庭上做他的最后陈述时说：“我出来并没想重新犯罪，我给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如果我能够正常地生活下去，我就不再犯罪；如果不能，我就去抢。”
下午，白宝山携带笨重的行李，穿着一身绿军服———那是在石河子军人服务社购买的，风尘仆仆地回到他住过的老屋，北辛安的两间平房。这里本来是他和妻子及一对双胞胎儿女共同生活的家。他被判刑后，妻子已跟他离婚，带着两个孩子改嫁他人。白宝山离开时，大弟还没结婚。现在大弟、弟媳和他们的女儿住在这里。
白宝山推开房门，大弟和弟妹还没下班，屋里只有１０岁的侄女在写作业。他与侄女从未见过面。白宝山叫出侄女的小名———他是从大弟的来信中得知的，并做了自我介绍。他没在大弟家久留，仍背着他的行李，让侄女带路，找到父母的新居———北京模式口居民区的一处单元房。
见面是尴尬的，这一点白宝山早有预料。无论如何，他是从大西北回来了。然而，他的归来，也给家中带来了许多麻烦。住房是首当其冲的问题。最初几日，先住母亲家，将来再从长计议。生活出路也是个问题。他没有钱。他还没办户口，也就无法找事干，一时没有生活来源。母亲周济他一些钱。大弟也常塞些钱给他，供他日常花销。
白宝山打算做点小买卖，还打算学开车———但这都需要他先把户口落下来。
１９５７年，白宝山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父母都是首都钢铁公司的职工。他３岁那年，父亲病逝。母亲一人靠工资养活他的两个姐姐、他和刚满周岁的大弟４个孩子。因贫困所迫，母亲不得不把他送到徐水老家。直到１９７１年，白宝山１３岁的时候，才返回北京。此时母亲已经改嫁，继父姓梁，也是首钢工人。母亲和继父已生下了小弟。小时候，白宝山没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农村，家里没钱上学。
回到城市，１３岁的白宝山与比自己小五六岁的孩子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上一年级，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上到小学三年级时，他便辍了学。辍学后，白宝山很早就参加了工作，开始在一家街办的酱菜厂当临时工，那年他仅１６岁。后来，到１９７６年，他１８岁的时候，正式被石景山区第一电碳厂录用，成为一名装卸工。
在工厂期间，他几乎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因为他不爱说话，许多工友对他都毫无了解。厂里民兵搞训练，白宝山参加过一次实弹射击，用“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靶，每人打３发子弹，他居然打了个优秀。那次之后，白宝山千方百计向亲戚借到一支气枪，下了班就背着枪到附近的林子里去转悠，打鸟。一年之后，他的枪法练得极准，１５－２０米内，枪响鸟落，弹无虚发。同时，他的残忍性也有所表露，夜里他不睡觉，用气枪瞄着打老鼠，一枪能把跑着的小老鼠打进墙角里。
孤独的人未必心理不正常，只是他们不喜欢交流。当然，孤独并不决定一个人走什么道路，不过孤独的人可能比开朗的人危险。如果白宝山能走正道，或许他能成为射击高手，说不定能获得奥运金牌，但他偏偏走上了另一条罪恶的路。
白宝山２３岁结婚，妻子是本厂女工，也姓白。一年后，他们生下一双儿女，龙凤胎。白宝山的家庭生活非常贫困，不能说贫困一定导致犯罪，但贫困对白宝山的心灵的确产生了无法排除的负面影响。加上他的独来独往，加上他无论白天黑夜喜欢四处游荡，加上他的“蔫大胆”，加上他排斥外界的阴暗心理，加上周围“坏孩子”的影响———盗窃的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开始是小偷小摸，渐渐发展到偷人家院里的自行车，勾结邻居家的孩子，结伙入户行窃，潜入工厂盗窃生产原料和成品……他心中的黑暗领地扩大了，但他“顾家”的意识并没泯灭。他的盗窃行为触犯了法律，被判处有期徒刑１４年。直至刑满获释，完成了他前半程的人生道路。
白宝山回到北京，已经跟１０几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小偷小摸的事是不打算干了，做什么他还要再想一想。现在他的首要任务，是先把户口落下来，办理好身份证等手续，然后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现在的白宝山应该说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犯罪，并不是他惟一的出路。
六、户口、程序和它的负面效应
据白宝山交代，他第一次来到派出所，是由大弟陪同一起来的。
见到负责户籍工作的片警，他呈上释放证和有关材料。释放证上标着这样一行字：“本人必须在３月２４日前将本证明书送达北京市石景山区×××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手续。”这位片警正忙着其他事情，晾了他一阵，口气冰冷地说：“户口马上办可办不了，起码要等半年。”白宝山口吃，一着急就更口吃，他结巴着顶撞了一句：“我有释放证，为……为什么还要再等半年？”片警听着不舒服，慢悠悠地说：“你要是这样讲话，那就再等两年。”
白宝山受到深深的刺激，一种愤懑、一种敌意，甚至一种仇恨意识，立刻从心底翻了上来。在此之后，他一遍遍地跑派出所，开证明，冲洗照片，填写表格。事情果然像片警所说的一样，被一次次地向后推延。白宝山的户口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关于白宝山申报户口的问题，有关部门做过调查。派出所原负责该片的那位片警说：“１９９６年３月，白宝山持释放证来我所办理户口，我要他写出书面申请，交一寸免冠照片，４月份交来，因照片不符合规定，要他补照。几天后重新交上来之后，我对其进行入户调查走访，多次上门，白宝山均未在家。５月，白宝山的姐姐称他已上外地。１１月，我把白宝山的户口事宜转交给新任外勤民警小吕。”字里行间，都是秉公办事。那么，白宝山的情绪是从哪里来的呢？
新任民警小吕接手后，曾去白家访问，白宝山外出未归。１９９６年１２月派出所核查户口，小吕在白家见到了白宝山，与本人做了谈话，访问了周围群众，掌握了基本情况。１９９７年３月向上申报时，再次到白宝山家回访。白宝山的大弟说，他已去了外地。白宝山的户口于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５日由北京市公安局批准入户。
在给白宝山办理户口的一年半时间里，白宝山作案１０余起，杀害１５人，而他的户口批准日，恰好是白宝山做最后一案，杀掉同伙的前一天。白宝山的户口办下来了，距注销它的日子也已经不远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讽刺。
在法庭上，白宝山一遍遍地强调，他之所以重新犯罪，就是因为派出所不给上户口。“不给我办户口，就是不让我生活。我只能去抢。我认为，派出所故意刁难我。”
不久之后，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后边的小山上，时常出现一个穿着绿军服的高个子男人。他在山道上锻炼跑步，在一些军事机关驻地的周围潜伏下来，静静地观察———他在小心翼翼地选择着他的目标。
白宝山出狱时为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回北京不到一个月，他就认为第一条道路已被堵死，他只有第二条路可走。他要抢劫武器，在他仇恨的意识里，抢到武器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死那个片警。
在一个月内连续不断袭击军人哨兵的犯罪分子正是白宝山。
３月３１日晚上，白宝山跳墙进入电厂，并没想当天动手，他是来踩点的。但他遇到了好机会———值勤哨兵身体不适，蹲在地上呕吐。这使他轻而易举就得了手。
搞到枪，白宝山反而冷静下来。他想，杀掉那个片警，他的户口问题也解决不了，还会暴露他自己，那就不如先干点别的。“五六”式步枪目标大，不好隐藏。他便在附近的山上挖了个洞，把步枪埋了起来。有了枪白宝山的胆子就大了起来，但长枪携带不方便，白宝山打算利用长枪再搞短枪。于是他袭击了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的哨兵，但他不知道哨兵背着的是空枪套，里边并没有装枪。在逃跑时，又与突然出现的巡逻警车发生枪战。
这次遭遇战后，白宝山停止了在石景山区再次作案的企图，但他并没放弃“搞短枪”的目标。
白宝山二姐在房山县某农场工作，他看望二姐的途中经过八一射击场，偶然发现这里的哨兵佩带着短枪。于是就发生了“４•２２”枪案。
枪案发生后，他来到母亲家，这时他已不住母亲家，母亲为他租了间小房，白宝山单独住在外边。这样，家人就更不知道他晚上都在做什么。
白宝山连续作了４案，都逃避开警方的打击。他并不把杀人当回事，毫不顾及他所造成的后果。他多次开枪，打死打伤军人和警察。
除了与巡警交火是一场遭遇战，其余全都是他有预谋地在进攻。
白宝山已成为一个冷血动物，一部血腥的杀人机器。他的残忍性就在于：当他确定了某一攻击目标之后，无论是谁阻碍了他，他都要把对方在肉体上消灭掉。
七、报复心理的形成与预谋犯罪
任何人走向犯罪都有着外部和内部的原因。白宝山返京后不到一个月就重新作案，５０天内连作４案，打死哨兵１人，打伤军警人员６人，除了他反复强调的户口问题外，当然有着他自身的更深层的根源。
早年因盗窃，他被判刑。这造成他的家庭破裂，妻子与他离婚，儿女也跟着受牵连。他认为前罪判得过重，这影响到他的整个前程。他把这笔“账”记到法律和社会的头上。
按照白宝山的说法，他仅仅因为盗窃了人家几件衣服，就被判了４年徒刑。在服刑期间，被揭发出另一件事：他因喂鸽子，入院盗窃人家一书包玉米，被主家发现，追出来，他用木棍打了对方头部一下———结果，他因抢劫罪被加判了有期徒刑１０年。
这件事他始终装在心里，成为其报复社会的理由之一。
我仔细阅读过有关方面的材料，应该说，北京市两家初级人民法院当年对白宝山的量刑应该说是恰当的。１９８２年前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很低，多数公职人员月薪只有几十元人民币，白宝山的盗窃数额不菲。他多次与同伙入户盗窃，性质恶劣。而在刑法上，对盗窃罪与抢劫罪的区别有着明确的规定，持械行凶，抢夺他人财产，伤害他人身体，以抢劫罪判刑是完全正确的。
但白宝山并不这样想，他从自身的私利出发，认为法律对他不公平。这种思想在他漫长的服刑过程中，在他承受离婚等人生打击时，不断得到加强。
白宝山是一个报复心理极重的人，１９９８年３月，白宝山在法庭上曾相当清晰地表述过他在狱中产生的报复思想。他说：“我想过了，法律这样判我，我服刑出来，就去杀人，杀死那些受法律保护的人。如果法律判我２０年，我出来杀成年人；如果法律判我无期（徒刑），减刑后我出来年纪大了，没能力杀成年人了，我就杀孩子，到幼儿园去杀，能杀多少杀多少，直到杀不动为止……”
１９９１年，也就是在宣武区人民法院宣判加刑的５年之后，白宝山被遣送到大西北，在新疆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大约在１９９２年间，白宝山接到当时仅１０岁的女儿的一封来信。女儿在信中向他诉苦。跟白宝山一起服刑的同监犯人李清亮（化名）说，白宝山接到女儿来信，情绪极不正常。后来白宝山把这封信拿给李清亮看，当着李清亮的面痛哭了一场，发誓说：“我出去之后，一定要弄到３００万（元），给我的两个孩子买房子，每人买一辆奔驰车，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不能比别（的有钱）人差。”
李清亮比白宝山年长，人性不错，有见识，服刑前曾在北京某军事单位供职，懂得枪械知识。与白宝山要好的还有两人，一个叫吴子明，一个叫小蛋子（化名），他们都是本地人。吴子明对白宝山非常佩服，小蛋子曾跟白宝山住一个监号，他对小蛋子格外照顾，两人是另一种友谊。
在监狱里，白宝山着手做着各项准备工作。
他知道，要作大案，没有文化知识是不行的。小时候他不肯读书，进了监狱却卧薪尝胆，坚持把文化课学下来，达到了能读书能看报的水平。
这时的白宝山在外表看来很老实、很勤奋，这正是他“立大志” 的阶段。同时，他开始研究案例。劳动之闲，他常常跟李清亮“探讨”。
在白宝山“预想”的那些案件里，作为主人公的他，必须有武器。白宝山向往的不是普通的枪，而是火力猛、威力大又携带方便的枪种。还要有车，有高超的射击技术和驾驶技术———这都是前期准备的“必要条件”。在监狱里不可能搞到枪，也无法学习驾驶技术，但他可以学习枪械知识，还可以设法收集子弹。
新疆的劳改监狱，把犯人分为“收监犯”和“零星犯”两部分。部分零星犯夜里不收监，又叫外宿犯。他们有单独与外界的农牧民接触的机会。白宝山就是利用这个条件，趁机“买”到步机枪子弹和手枪子弹，并把它们藏匿起来。弄到子弹，只解决了他“预谋犯罪”构思中的一个环节，他还要熟悉枪械的性能和使用方法。
这一点上，他充分利用了服刑前曾在某军事单位工作过的李清亮。据李清亮回忆，白宝山对各种型号的枪支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求知欲”极强。
白宝山在监狱里的这些准备工作是在暗中进行的，他利用自己的不善言谈，把自己伪装起来。在一个时期内，他在监狱里屡受好评。
１９９３年初，即白宝山来到大西北的第三年，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即石河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他被减刑一年。
1996年3月至1997年8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刚因盗窃、抢劫罪出狱后不久的白宝山在北京、河北、新疆等地袭军袭警，先后抢枪3支，抢钱100多万元，打死打伤15人。
下面是白宝山的一些谈话片断：
他仅仅因为盗窃了人家几件衣服，就被判了4年徒刑。在服刑期间，被揭发出另一件事：他因喂鸽子，入院盗窃人家一穗苞玉米，被主家发现，追出来，他用木棍打了对方头部一下——结果，他被冠以抢劫罪，加判了有期徒刑10年。
“我想过了，法律这样判我，我服刑出来，就去杀人，杀死那些受法律保护的人。如果法律判我20年，我出来杀成年人；如果法律判我无期（徒刑），减刑后我出来年纪大了，没能力杀成年人了，我就杀孩子，到幼儿园去杀，能杀多少杀多少，直到杀不动为止……”
“我出来并没想重新犯罪，我给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如果我能够正常地生活下去，我就不再犯罪；如果不能，我就去抢。”
“我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跑户口，先后跑了六七次，他们就是不给我办。我认为，我已经从监狱里出来了，起码也是个公民，可派出所不给我办户口，我吃什么？我不能靠父母养我一辈子？我这个要求不过分，我要生活。我对我母亲说，派出所要我送礼，我连吃都吃不上，拿什么东西送给他们？”
“我犯了这么大的罪才有权利在这儿讲几句话，这个代价太大了，多少人的鲜血换来的今天……我对无辜死亡的人……（哭）……说声对不起……（哭）希望以我为诫，不要做一个对社会有害的人……”（法庭上的最后陈辞）
“每次作案前，我都要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想过几遍。包括作案的方法，行走的路线，允许的最长时间，在作案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意外，我怎样处理等等。我想好一件事，就把它定下来，全部想好之后，我觉得有把握了，再行动。”
“我对如何防备公安的调查做过专门研究：第一，我抓住正常人的心理。平常的人，在碰到突发事件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先保护自己。由于内心恐慌，对当时发生的人和事，一般都记不住。甚至连打过几枪，打枪的人多高，什么模样，都记不清楚。第二，我自己要克服心理障碍，抱着这次出去干事，就回不来的打算，不考虑自己的得失，这样；我就什么都不怕。第三，我事先准备得很充分，不允许自己有一丁点疏漏。别人可以犯错，我不能犯，一个小错，就可能断送掉自己的性命。我是个冥思苦想的人，先往最坏处想，做好应付最困难的局面的准备。第四，我主要是于抢劫的，我比较主动，抢劫时我有准备你们没准备，反应过来需要一段时间。我在行动中尽量减少所用时间，在你们反应过来之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毕。所以我不怕你们调查……’”
“买枪不如抢枪，买枪更容易暴露。”
“枪是一定要开的，而且一定要打死人，不然没有震撼力，谁也不甘心巨款被抢走。”
“我劝过吴子明，我说那些钱不能花，一花非丢了性命不可。他就是不听，总惦记着分钱。那时我就想了，为了保全我自己，我必须杀人灭口。”
白宝山被捕后，他认为一定是谢宗芬出了事，把他供了出来。否则，公安局不可能找到他的家。可是入狱后却没有抱怨谢宗芬，无论在公安局预审阶段，还是在法庭上，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涉及谢宗芬却很犹豫。后来说：“这些事以她所说的为准吧，我记不清了，说乱了我怕害了她。”
“我本来想拿枪打死他们，可是，我母亲进来了，我就不能打了。我不忍心当着我母亲的面杀人，我做不到……”（“他们”指去他家带他走的警察）
……
个人的性格扭曲，思想极端不仅仅是个人的过错。体制或者社会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白宝山当时跑户口，要是顺顺利利的办下来也许会少出很多事。妥协，我们的政治的最大的标签。从上到下，从高层到低层，一个模子出来的。这三首唱白宝山的歌会让人处于一种反乌托邦的氛围之中，不是盘古反，而是听者反。从木鱼伴奏的《白宝山名言》，到有电子成分的《白宝山教导我们》，到拨弦演奏的《白宝山思想》，无一不让人心惊胆战。这三首歌都像在向毛泽东和之后的执政者的话语进行致敬或者解构，“名言（语录似乎更贴切）”，“教导我们”，“高举某思想奋勇前进”……这些话语像皮肤一样伴随在我们的周围，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些话同样在白宝山的周围，白宝山的案例并不仅仅反映了白宝山是个混蛋。犯罪和歌曲的联系，我们能想到的或许只有迟志强，那时候我真的很喜欢听迟志强，因为在监狱里能发出声音本来就是一件无论在艺术，政治，经济上都有重大意义的事。但是现在想想，那些悔恨的歌曲有几首真正是犯人的心声，大多还是其他的词曲作者写的。对于监狱里的真实声音，我更相信廖亦武，他把监狱里极端残酷的事实给披露了出来，监狱不是我们电视中说的互助，学习的好地方！那里是地狱！
一、电厂武警战士和装甲兵司令部哨兵遭袭击
１９９６年３月３１日至４月２２日，北京市连续发生袭击解放军哨兵、袭击
人民警察的恶性案件，震惊了北京市公安局，震惊了国家公安部，引起了党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
一、电厂武警战士和装甲兵司令部哨兵遭袭击
１９９６年３月３１日晚上，石景山高井热电厂像平日一样，厂区里非常宁静。
晚上２１点４０分，值勤的武警战士范龙泽接电厂西大门岗。与他同时换岗的还有战友杨志明。杨志明负责电厂的内部巡逻。在西大门岗亭值勤的只有范龙泽一个人。范龙泽接过上一班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和子弹袋，扎好。子弹袋是空的，枪里也是空的。按照纪律，哨兵值勤不带子弹。这时，他听到岗亭里的电话响。电话是支队长打过来的，例行公事，询问哨兵位上有无反常情况。他报告说，一切正常。
放下电话，范龙泽提着枪走出岗亭。大门外没有情况。他转过身，向厂内的方向走了几步。不远处是备件库的夹道口。那儿伫立着几根粗大的暖气管道。他恍惚看到有个人影晃动了一下，消失了。
当他走过来时，黑影在暖气管道底下仰望着他，并不慌张。范龙泽朝远处看看，并没发现异常，返了回去。
电厂大墙很高，那条黑影是从东边翻高墙进来的。他在电厂外选择了一处靠近大墙的屋顶，从那里爬上高墙。跳下来后，他沿着墙根的暗影，迂回着向西大门靠近，选择了这个离哨位不到２０米的夹道口，隐藏下来。黑影没携带武器，只带了一只大号手电筒。
范龙泽没有想到，他自己会成为袭击的目标。他今天胃口不好，腹胀，肚子一阵阵疼得厉害。他终于忍受不住了，就在他返回哨位后不久，胃里向上翻，他紧跑两步，蹲下，呕吐起来。
夹道内的黑影认定这是个极好时机，回身走到备件库，从一个木箱上抓到一根粗铁棍，迅速回到夹道口。
哨兵范龙泽仍蹲在原地，呕吐不止。
黑影悄悄从他身后走来，恶狠狠地举起了铁棍。
范龙泽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上，昏了过去。头上血流如注，染红了岗亭前的水泥台阶。
黑影迅速从他的怀里抽走了“五六”式步枪，打开大铁门上的侧小门，跑出电厂。
三分钟之后范龙泽醒过来，挣扎着走进岗亭向中队报警：“我是西大门哨兵，我遭到了袭击……”
中队长迅速带领武警战士赶到现场，问明情况，向大门外追击。
那条黑影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行凶用的粗铁棍斜躺在距岗亭不远的地面上。它是备件库里的备料，上面没留下指纹。
岗亭内的电话、登记簿、手电、灭火器等均未翻动，范龙泽值勤用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被抢劫，枪号为９２２７３５９。
范龙泽马上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的位置在石景山区金王府附近，距西山八大处不远，周围有矮山和松林环绕，风景优美。
４月７日晚上２１时３０分，哨兵余启明接戴少伟的班。余启明是四川省巫山县人，身体结实，爱好运动。他的上哨时间为晚２１点半至２３点半，两个小时。
在哨位上，他没发现可疑情况。
２３点１５分，余启明准备去哨岗。这时候有几名外出人员骑自行车进院，他做了登记，然后进营房叫醒下一班的哨兵尚国玺，又返回哨位。等待接岗时，他在院内运动了几下，然后走到大门外。
余启明走到距小松林最近处向后转。这时他的位置是面对岗亭，背向松林。刚刚走出两步，就听见“砰”的一声，像打枪的声音。很近，仿佛就在他身后。他感觉到子弹从身后射过来，并看到子弹穿越他的身体射到岗亭上，迸出了火花，一块砖头掉了下来。他觉得他中弹了，但不知道子弹打在什么部位。他还能跑。他喊了一声，立刻朝大门里边跑去。这时又听见一声枪响，并再次看到前边的铁栅栏上冒出火花。这次他感到自己的右臂被击中，木胀胀的。所幸他没有倒下，坚持着一直跑到大门里边，跑回营房。营房里的战友敖祥军被惊醒，问：“你这是怎么了?”他捂着手臂说：“我中弹了，被打了两枪。”敖祥军没弄明白，追问：“谁开的枪?”
余启明说：“我也不知道。”敌情来得突然，敖祥军、徐健几个战士立刻起身，摸到大门口。
余启明因抢救及时脱离了危险。
余启明回忆不起值班时有什么异常，直到被击中，他也只听到枪声，看到子弹打在岗亭和铁栅栏上溅起的火花，他根本就没看见开枪的人。开枪的地方很近，仿佛是从松林里射出来的。
但那里没有人，至少他没看到有人。
二、凌晨，又发生两起枪案
４月８日深夜，北京市石景山公安分局防暴大队的巡逻车在本辖区执行巡逻任务。车上有６名巡警，携带着微型自动步枪和五四式手枪。他们是：巡逻分队长孟彬，巡警杨斌、姜书启、王炜、肖远和王建庆。值勤时间为晚上８点至次日早晨８点。
姜书启驾车。午夜前，他们在八角街绕了一圈，在１２点１５分左右，驶到石景山高科技园区石兴大厦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这时有一辆宝石蓝色面包车，逆行从斗源饭庄方向开过来。对方行车速度很慢，车身左右摇摆，有司机酒后驾车之嫌。
他们决定拦截该车进行盘查。
然而，当对方看到警车之后，立即刹住，在路面上打个回头，速度突然加快，企图逃脱。
巡逻车迅速追上去，并很快超过面包车，把它逼在距路口不远的便道旁。巡逻车在面包车左侧大约三米的地方停下来。巡警孟彬、肖远、王建庆三人提着自动步枪相继下车，准备盘查。
面包车的右后门突然拉开，一条黑影蹿出来———这时肖远站在巡逻车后门的位置，王建庆站在前驾驶的位置，孟彬站在中间。对方刚一下车，枪就响了。下车的三名警察全部被击倒。
那条黑影继续开枪射击，边打边退，向东边逃去。
巡逻车车身连中两枪，留下横向排列分布均匀的四个弹孔。
持枪的黑影一边射击，一跃一跃地向东逃窜。那辆宝石蓝面包车突然启动，加大油门朝西开去。一车一人，逃向相反的方向。
分队队长孟彬忍着伤痛用步话机向分局报案，杨斌和王炜检查几位战友的受伤情况。孟彬分队长撑着一条腿，站在路口拦车，运送伤势严重的王建庆，其余人在出事现场等待援兵。
“４•０７”案现场，警方在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大门外的松林内，发现持枪人潜伏的痕迹。在距哨位３５米的松树下，提取到可疑足迹一枚。在附近的草地上，找到７．６２毫米步机枪弹壳两枚，弹底标识为７５－８１。在岗亭外的砖墙、铁栅栏附近，找到弹头碎片。
“４•０８”案现场，犯罪分子逃跑距离较长。在犯罪分子下车后和逃跑途中，共开了９枪。警方在现场提取到８枚７．６２毫米步机枪弹壳，弹底标识均为７５－８１。在其逃跑路线上发现１枚遗留的未发射子弹，弹底标识与提取的弹壳相同。
在其翻越的墙头上提取到微量血迹(墙上有玻璃碴)。两处现场提取的弹壳，经公安技术部门鉴定，歹徒使用的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与高井电厂被抢劫的枪支枪种相同。两处现场的子弹，发自同一支步枪。
半个月后，罪恶的枪声又在北京市丰台区的八一射击场响起。４月２２日凌晨１时４５分，某团七连哨兵张海峰、郭占平在值勤时听到军体大队管理处院东有放爆竹的声音，未能辨清是否是枪声。
２点４０分，军体大队公务员靳先国在值班室接到一个匿名电话，打电话的人是男性，从声音上判断大约３０－４０岁。对方先问靳先国的姓名，然后说：“大门口出事了，有人被打死了。你赶紧向领导报告，快一点带人过来。”
靳先国拿着听筒问：“喂，喂，你是谁?”
对方已把电话挂断。
靳先国感到事情严重，马上打电话给军体大队代理协理员陈采良、代理军务参谋胡春利，一字不落地报告了匿名电话的内容。陈采良、胡春利立即带人赶到大门口，发现哨兵赵长文遭到枪击，已经死亡。
经法医解剖，赵长文身中两枪，均为枪弹贯通伤。死亡原因为失血性休克。对现场提取的７．６２毫米步机弹进行鉴定，与日前“４•０７”、“４•０８”案件同出自一支步枪。哨兵身上携带的手枪枪套连同空弹夹去向不明。
给靳先国打匿名电话的是军体大队院内居住的一名职工。凌晨，他还没入睡，在宿舍听到外边有枪声。他长年在靶场工作，对枪声是很熟悉的，不可能听错。而且，枪响的地方应该在大门附近。他知道大门值勤哨兵只背着空枪套，里边并没有枪———那么，这枪是谁打的呢/?出去看看，很可能有危险；不去看看他又不放心。坐在床边，连着抽了几支烟，他还是决定骑自行车兜一圈，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果然不出他所料，大门内侧躺着一名战士，已经被枪打死了。
他先在哨兵值班室给大队打电话，没打通，返回宿舍再次打电话时没透露自己的姓名。
几分钟之后，他从宿舍的窗口看到大门处聚拢了许多人，这才熄灯睡觉。第二天，他如实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反映给了保卫部。
三、现场，现场，现场
“３•３１”高井电厂袭击武警抢劫枪支案件发生后，北京市公安局成立“３•３１”案件专案组，随即开展工作。
“３•３１”现场犯罪分子遗留的物证痕迹不多，行凶的铁棍系现场采集，上边未留指纹。公安人员对电厂内部因素做了广泛的调查，并一一排除。专案组作出此案为外部人员作案的结论，并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达成共识：
一、犯罪分子有备而来，犯罪目标明确；
二、对作案现场及周围环境熟悉；
三、身体强健，有较强的奔跑能力和攀登能力；
四、不是初犯，有用铁棒等钝器袭击头部的习惯动作。
由于犯罪分子抢走了枪支而没抢到子弹，对于犯罪分子下一步将如何动作，专案组做了多种设想，密切注视着事态发展。
果然，一周后便连续发生了“４•０７”、“４•０８”案件。
“４•０７”案与“３•３１”案在时间上有承接性，“３•３１”案中被抢劫的是“五六”式步枪，“４•０７”案出现了“五六”式步枪，在使用武器上有内在的因果联系。同时，两案均发生在石景山区，且袭击目标一致，都指向部队的值勤哨兵。
“４•０８”案显然是“４•０７”案的延续，犯罪分子袭击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后，在撤离途中与警方巡逻车遭遇，双方发生枪战。两案发案时间前后只差一小时，犯罪分子使用的枪支相同，案发地点恰在犯罪分子自“４•０７”现场返回的路上，两案的衔接十分自然。
“４•０８”现场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子弹等物证线索，现场还出现过一辆宝石蓝色面包车。这辆面包车从一开始就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石景山公安分局迅速布置警力，对本地区所有蓝色面包车司机进行调查，寻找车源。
在强大的外部压力和内心压力下，第三天，面包车司机来到派出所主动交代了当天的事情经过。
司机讲述的过程是这样的———
那天晚上，我驾车在高科技园区附近转悠，遇到一个高个子男人拦车。我问他去哪?他说去３３７路汽车总站。我让他上了车。上车时，我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样东西，有两尺多长，挺显眼的。我问他：“您拿的什么?”他说：“打家具的木板儿。”
当时我试探地说：“前边戒严了，要查身份证。”他立刻改了口，说：“要不就去
古城地铁站吧。”我出来就是想多挣俩钱儿，便说：“去古城地铁２０块钱。”他说：“行。”我看他拿出钱后才掉头。
掉头的时候前边来了辆警车，开始我没太在意。可刚开到十字路口，警车就追上了我的车。我看见车上坐满了警察，都拿着枪。
我车上的那个人说：“你赶紧停。”同时还拉右边的车门。我的车门不好使，拉两三下才拉开。这时警察已经下了车。那人也下了车。
他刚下去我就听见“砰砰砰”几声枪响，像放炮一样。接着就见那些警察都趴在地上，警车的边门上一下下地直冒火星子。
我吓坏了，先是双手抱头伏在方向盘上，听着枪声不那么密了，我抬头看看路面，挂上挡就朝西边猛开，后面的车门都没来得及关。
驶出开发区，往西开进郎川村，顺着河西的土路一直朝前奔。我听后边没动静了才敢回头看。这时我发现后车厢里有块红色旧毛毡提兜，是那个乘车人留下的。我顺手就把它扔到了车外边。
又开了一段路，我回过味来，拐了个弯，顺着３１１路朝南开。在路口遇到警察查车，他们看了我的驾驶证和行驶证，见车里没人，就放我回家了……
司机向警方证实：歹徒只身一人，高个子，大约有１．７８米。
石景山分局刑警大队根据面包车司机提供的线索，在郎川村一带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访问，寻找那块红色旧毛毡提兜。但那块毛毡仿佛钻入地下，始终没有找到。
但“４•０８”现场至少还给我们提供了如下情况：
对方有高超稳定的射击技术，对军用武器熟悉，从持枪和跳跃的姿势上看，很像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据此，专案组认为：犯罪分子可能是受过警方打击的累犯，可能有过服役史，或接受过军事训练，有接触军用武器的经历。
“４•２２”现场也证明了嫌疑人枪法的准确，且手段极其残忍。
犯罪分子在这４起案件中侵犯的对象都是现役军人，作案目标都是为了抢夺武器。为什么他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连续作案?犯罪分子的作案动机是什么?是出于政治目的，还是经济目的?是为报复社会，制造混乱，还是另有企图?这完全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犯罪分子３月３１日在高井电厂抢到的是一支空枪，在此之后，突然出现了弹底标识为７５－８１的大量子弹。他的子弹，又是从哪里获取的呢?
四、北京市全力侦破案件
北京市公安局“３•３１”案件专案组提出三项果断措施。首先，专案组通过对几起案件相互关系的分析，得出如下认识：
几起案件相距时间不长。第一起案件，犯罪分子抢夺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第二起案件，犯罪分子使用抢劫的步枪袭击装甲兵司令部哨兵，抢夺手枪未能得逞；第四起案件，犯罪分子打死八一射击场哨兵，抢走空枪套，其抢夺手枪的目的仍未得逞。因此，不能排除其以同样方法继续作案的可能性。
基于此种分析，专案组制定了“抓现行”的工作方案。专案组在石景山巡逻支队设立指挥部，组织了１００多名精干警力，分成若干小组，配备好火力、防弹装备和夜视装备，每天晚上启动，在北京西部所有部队驻地的哨位附近布控蹲堵。哨兵为军营站岗。我们的刑警暗中为哨兵站岗。在重点哨位布网守候的同时，指挥部还安排了武装机动车辆在这一地区巡游，以备突然事件发生。
第二项重点工作，查子弹。子弹，始终是一个谜。
犯罪分子在抢枪之前，就存有充足的子弹，或者有获取子弹的办法和渠道。从几起案件现场所提取的弹壳、弹头上看，犯罪分子所使用的子弹的弹底标识都是７５－８１。这说明他获取子弹的途径比较单一。
在这项工作中，专案组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他们查访了兵器部，一批批地查找该批号子弹的生产日期和配备区域。终于查清了这批子弹的来龙去脉。
这批子弹生产于文革后期，由河南某兵工厂制造，主要配备给南京军区和兰州军区。南京军区所配备的这批子弹没有下发到部队；而兰州军区的这批子弹主要分发给了新疆的阿克苏、吐鲁番、石河子、奎屯等地区。
这是本案第一次涉及到新疆。
专案组立即派人到新疆了解子弹管理情况，但因子弹数量过大，分布面广，且下发时间长，无法进一步划定核查范围。
第三项重点工作，是确定犯罪嫌疑人的活动地区和落脚点。
面包车司机是几起案件中最重要的目击证人。因此专案组十分重 视对他与犯罪嫌疑人短暂接触过程的挖掘工作。其中，卓有成效的是对犯罪嫌疑人口音的确定。
专案组请来语言专家，把面包车司机与犯罪嫌疑人的对话反复进行分析。双方在车上只说了几句话，一共２７个字。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犯罪嫌疑人所说的“木板儿”这一句。专家们反复推敲后认定，对方所操的是北京地方话而不是普通话。这有重大意义，由此可确定犯罪嫌疑人应该是北京市人，而不是外地人。
专案组认为，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范围及居住地在石景山区之内（另一起案件发生在丰台西部，距石景山区并不远，而且交通方便），其中“重中之重”，应该在３３７路汽车总站附近。专案组明确了侦查范围，决定在３３７路汽车总站周围５公里范围内，挨门逐户，进行地毯式排查。
然而，经过长时间的工作，并没摸出有价值的侦查线索。
由此，“３•３１”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披上了越来越浓郁的神秘色彩。传闻中他被描绘得能够飞檐走壁，作案时忽来忽去，遇事反应之快，动作之迅速，逃匿之巧妙，均非常人所能想象。又一说法，对方枪法神奇，与警方遭遇时，子弹仿佛长了眼睛，凡拿枪的都被击中手腕，凡追击者都被打伤腿，而且弹无虚发。虽然事实与传闻有很大的差别，但对方枪法精湛是毋庸置疑的。
现场勘查和现场访查都在昭示着一个方向，使你在判断上形成一个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的递进式四重推理：
案犯可能是复员军人；
案犯可能是复员军人中的特种兵；
案犯可能是特种兵中的特等射手；
案犯可能是符合上述条件的参加过越战的人员。
这使我们的侦破工作兜了一个大圈，直到最后，你也不能完全排除它。这是由现场的特点决定的，现场特征就是这样的一个导向，否则你将无法解释———所有另外的解释反而都是不科学的。
通过对４起案件所获得的线索的综合分析，专案组对犯罪分子做出了如下刻画：
犯罪分子身高在１．７４米以上，年龄３０－４０岁之间，身体健壮，北京市人，住地（落脚点）在石景山区模式口３３７公共汽车总站附近，有参军史或者服刑史，有接触军事武器的经历。他单独作案，目标是袭击军人哨兵，手段残忍，手中有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五、一个幽灵，回到北京
时间倒推到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２日，白宝山的身上带着“释放证书”，盖着朱红的印章———
白宝山，３９岁，北京市人，原籍河北省徐水县，因抢劫、盗窃罪，１９８３年９月９日判处有期徒刑１４年，剥夺政治权利２年，现裁定释放。
签发单位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新安监狱。
签发日期：１９９６年３月７日。
不能说白宝山一回到北京就想犯罪，就想抢劫武器去杀人———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两年后的１９９８年３月，当白宝山站在法庭上做他的最后陈述时说：“我出来并没想重新犯罪，我给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如果我能够正常地生活下去，我就不再犯罪；如果不能，我就去抢。”
下午，白宝山携带笨重的行李，穿着一身绿军服———那是在石河子军人服务社购买的，风尘仆仆地回到他住过的老屋，北辛安的两间平房。这里本来是他和妻子及一对双胞胎儿女共同生活的家。他被判刑后，妻子已跟他离婚，带着两个孩子改嫁他人。白宝山离开时，大弟还没结婚。现在大弟、弟媳和他们的女儿住在这里。
白宝山推开房门，大弟和弟妹还没下班，屋里只有１０岁的侄女在写作业。他与侄女从未见过面。白宝山叫出侄女的小名———他是从大弟的来信中得知的，并做了自我介绍。他没在大弟家久留，仍背着他的行李，让侄女带路，找到父母的新居———北京模式口居民区的一处单元房。
见面是尴尬的，这一点白宝山早有预料。无论如何，他是从大西北回来了。然而，他的归来，也给家中带来了许多麻烦。住房是首当其冲的问题。最初几日，先住母亲家，将来再从长计议。生活出路也是个问题。他没有钱。他还没办户口，也就无法找事干，一时没有生活来源。母亲周济他一些钱。大弟也常塞些钱给他，供他日常花销。
白宝山打算做点小买卖，还打算学开车———但这都需要他先把户口落下来。
１９５７年，白宝山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父母都是首都钢铁公司的职工。他３岁那年，父亲病逝。母亲一人靠工资养活他的两个姐姐、他和刚满周岁的大弟４个孩子。因贫困所迫，母亲不得不把他送到徐水老家。直到１９７１年，白宝山１３岁的时候，才返回北京。此时母亲已经改嫁，继父姓梁，也是首钢工人。母亲和继父已生下了小弟。小时候，白宝山没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农村，家里没钱上学。
回到城市，１３岁的白宝山与比自己小五六岁的孩子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上一年级，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上到小学三年级时，他便辍了学。辍学后，白宝山很早就参加了工作，开始在一家街办的酱菜厂当临时工，那年他仅１６岁。后来，到１９７６年，他１８岁的时候，正式被石景山区第一电碳厂录用，成为一名装卸工。
在工厂期间，他几乎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因为他不爱说话，许多工友对他都毫无了解。厂里民兵搞训练，白宝山参加过一次实弹射击，用“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打靶，每人打３发子弹，他居然打了个优秀。那次之后，白宝山千方百计向亲戚借到一支气枪，下了班就背着枪到附近的林子里去转悠，打鸟。一年之后，他的枪法练得极准，１５－２０米内，枪响鸟落，弹无虚发。同时，他的残忍性也有所表露，夜里他不睡觉，用气枪瞄着打老鼠，一枪能把跑着的小老鼠打进墙角里。
孤独的人未必心理不正常，只是他们不喜欢交流。当然，孤独并不决定一个人走什么道路，不过孤独的人可能比开朗的人危险。如果白宝山能走正道，或许他能成为射击高手，说不定能获得奥运金牌，但他偏偏走上了另一条罪恶的路。
白宝山２３岁结婚，妻子是本厂女工，也姓白。一年后，他们生下一双儿女，龙凤胎。白宝山的家庭生活非常贫困，不能说贫困一定导致犯罪，但贫困对白宝山的心灵的确产生了无法排除的负面影响。加上他的独来独往，加上他无论白天黑夜喜欢四处游荡，加上他的“蔫大胆”，加上他排斥外界的阴暗心理，加上周围“坏孩子”的影响———盗窃的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开始是小偷小摸，渐渐发展到偷人家院里的自行车，勾结邻居家的孩子，结伙入户行窃，潜入工厂盗窃生产原料和成品……他心中的黑暗领地扩大了，但他“顾家”的意识并没泯灭。他的盗窃行为触犯了法律，被判处有期徒刑１４年。直至刑满获释，完成了他前半程的人生道路。
白宝山回到北京，已经跟１０几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小偷小摸的事是不打算干了，做什么他还要再想一想。现在他的首要任务，是先把户口落下来，办理好身份证等手续，然后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现在的白宝山应该说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犯罪，并不是他惟一的出路。
六、户口、程序和它的负面效应
据白宝山交代，他第一次来到派出所，是由大弟陪同一起来的。
见到负责户籍工作的片警，他呈上释放证和有关材料。释放证上标着这样一行字：“本人必须在３月２４日前将本证明书送达北京市石景山区×××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手续。”这位片警正忙着其他事情，晾了他一阵，口气冰冷地说：“户口马上办可办不了，起码要等半年。”白宝山口吃，一着急就更口吃，他结巴着顶撞了一句：“我有释放证，为……为什么还要再等半年？”片警听着不舒服，慢悠悠地说：“你要是这样讲话，那就再等两年。”
白宝山受到深深的刺激，一种愤懑、一种敌意，甚至一种仇恨意识，立刻从心底翻了上来。在此之后，他一遍遍地跑派出所，开证明，冲洗照片，填写表格。事情果然像片警所说的一样，被一次次地向后推延。白宝山的户口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关于白宝山申报户口的问题，有关部门做过调查。派出所原负责该片的那位片警说：“１９９６年３月，白宝山持释放证来我所办理户口，我要他写出书面申请，交一寸免冠照片，４月份交来，因照片不符合规定，要他补照。几天后重新交上来之后，我对其进行入户调查走访，多次上门，白宝山均未在家。５月，白宝山的姐姐称他已上外地。１１月，我把白宝山的户口事宜转交给新任外勤民警小吕。”字里行间，都是秉公办事。那么，白宝山的情绪是从哪里来的呢？
新任民警小吕接手后，曾去白家访问，白宝山外出未归。１９９６年１２月派出所核查户口，小吕在白家见到了白宝山，与本人做了谈话，访问了周围群众，掌握了基本情况。１９９７年３月向上申报时，再次到白宝山家回访。白宝山的大弟说，他已去了外地。白宝山的户口于１９９７年８月２５日由北京市公安局批准入户。
在给白宝山办理户口的一年半时间里，白宝山作案１０余起，杀害１５人，而他的户口批准日，恰好是白宝山做最后一案，杀掉同伙的前一天。白宝山的户口办下来了，距注销它的日子也已经不远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讽刺。
在法庭上，白宝山一遍遍地强调，他之所以重新犯罪，就是因为派出所不给上户口。“不给我办户口，就是不让我生活。我只能去抢。我认为，派出所故意刁难我。”
不久之后，北京石景山模式口后边的小山上，时常出现一个穿着绿军服的高个子男人。他在山道上锻炼跑步，在一些军事机关驻地的周围潜伏下来，静静地观察———他在小心翼翼地选择着他的目标。
白宝山出狱时为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回北京不到一个月，他就认为第一条道路已被堵死，他只有第二条路可走。他要抢劫武器，在他仇恨的意识里，抢到武器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死那个片警。
在一个月内连续不断袭击军人哨兵的犯罪分子正是白宝山。
３月３１日晚上，白宝山跳墙进入电厂，并没想当天动手，他是来踩点的。但他遇到了好机会———值勤哨兵身体不适，蹲在地上呕吐。这使他轻而易举就得了手。
搞到枪，白宝山反而冷静下来。他想，杀掉那个片警，他的户口问题也解决不了，还会暴露他自己，那就不如先干点别的。“五六”式步枪目标大，不好隐藏。他便在附近的山上挖了个洞，把步枪埋了起来。有了枪白宝山的胆子就大了起来，但长枪携带不方便，白宝山打算利用长枪再搞短枪。于是他袭击了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的哨兵，但他不知道哨兵背着的是空枪套，里边并没有装枪。在逃跑时，又与突然出现的巡逻警车发生枪战。
这次遭遇战后，白宝山停止了在石景山区再次作案的企图，但他并没放弃“搞短枪”的目标。
白宝山二姐在房山县某农场工作，他看望二姐的途中经过八一射击场，偶然发现这里的哨兵佩带着短枪。于是就发生了“４•２２”枪案。
枪案发生后，他来到母亲家，这时他已不住母亲家，母亲为他租了间小房，白宝山单独住在外边。这样，家人就更不知道他晚上都在做什么。
白宝山连续作了４案，都逃避开警方的打击。他并不把杀人当回事，毫不顾及他所造成的后果。他多次开枪，打死打伤军人和警察。
除了与巡警交火是一场遭遇战，其余全都是他有预谋地在进攻。
白宝山已成为一个冷血动物，一部血腥的杀人机器。他的残忍性就在于：当他确定了某一攻击目标之后，无论是谁阻碍了他，他都要把对方在肉体上消灭掉。
七、报复心理的形成与预谋犯罪
任何人走向犯罪都有着外部和内部的原因。白宝山返京后不到一个月就重新作案，５０天内连作４案，打死哨兵１人，打伤军警人员６人，除了他反复强调的户口问题外，当然有着他自身的更深层的根源。
早年因盗窃，他被判刑。这造成他的家庭破裂，妻子与他离婚，儿女也跟着受牵连。他认为前罪判得过重，这影响到他的整个前程。他把这笔“账”记到法律和社会的头上。
按照白宝山的说法，他仅仅因为盗窃了人家几件衣服，就被判了４年徒刑。在服刑期间，被揭发出另一件事：他因喂鸽子，入院盗窃人家一书包玉米，被主家发现，追出来，他用木棍打了对方头部一下———结果，他因抢劫罪被加判了有期徒刑１０年。
这件事他始终装在心里，成为其报复社会的理由之一。
我仔细阅读过有关方面的材料，应该说，北京市两家初级人民法院当年对白宝山的量刑应该说是恰当的。１９８２年前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很低，多数公职人员月薪只有几十元人民币，白宝山的盗窃数额不菲。他多次与同伙入户盗窃，性质恶劣。而在刑法上，对盗窃罪与抢劫罪的区别有着明确的规定，持械行凶，抢夺他人财产，伤害他人身体，以抢劫罪判刑是完全正确的。
但白宝山并不这样想，他从自身的私利出发，认为法律对他不公平。这种思想在他漫长的服刑过程中，在他承受离婚等人生打击时，不断得到加强。
白宝山是一个报复心理极重的人，１９９８年３月，白宝山在法庭上曾相当清晰地表述过他在狱中产生的报复思想。他说：“我想过了，法律这样判我，我服刑出来，就去杀人，杀死那些受法律保护的人。如果法律判我２０年，我出来杀成年人；如果法律判我无期（徒刑），减刑后我出来年纪大了，没能力杀成年人了，我就杀孩子，到幼儿园去杀，能杀多少杀多少，直到杀不动为止……”
１９９１年，也就是在宣武区人民法院宣判加刑的５年之后，白宝山被遣送到大西北，在新疆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大约在１９９２年间，白宝山接到当时仅１０岁的女儿的一封来信。女儿在信中向他诉苦。跟白宝山一起服刑的同监犯人李清亮（化名）说，白宝山接到女儿来信，情绪极不正常。后来白宝山把这封信拿给李清亮看，当着李清亮的面痛哭了一场，发誓说：“我出去之后，一定要弄到３００万（元），给我的两个孩子买房子，每人买一辆奔驰车，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不能比别（的有钱）人差。”
李清亮比白宝山年长，人性不错，有见识，服刑前曾在北京某军事单位供职，懂得枪械知识。与白宝山要好的还有两人，一个叫吴子明，一个叫小蛋子（化名），他们都是本地人。吴子明对白宝山非常佩服，小蛋子曾跟白宝山住一个监号，他对小蛋子格外照顾，两人是另一种友谊。
在监狱里，白宝山着手做着各项准备工作。
他知道，要作大案，没有文化知识是不行的。小时候他不肯读书，进了监狱却卧薪尝胆，坚持把文化课学下来，达到了能读书能看报的水平。
这时的白宝山在外表看来很老实、很勤奋，这正是他“立大志” 的阶段。同时，他开始研究案例。劳动之闲，他常常跟李清亮“探讨”。
在白宝山“预想”的那些案件里，作为主人公的他，必须有武器。白宝山向往的不是普通的枪，而是火力猛、威力大又携带方便的枪种。还要有车，有高超的射击技术和驾驶技术———这都是前期准备的“必要条件”。在监狱里不可能搞到枪，也无法学习驾驶技术，但他可以学习枪械知识，还可以设法收集子弹。
新疆的劳改监狱，把犯人分为“收监犯”和“零星犯”两部分。部分零星犯夜里不收监，又叫外宿犯。他们有单独与外界的农牧民接触的机会。白宝山就是利用这个条件，趁机“买”到步机枪子弹和手枪子弹，并把它们藏匿起来。弄到子弹，只解决了他“预谋犯罪”构思中的一个环节，他还要熟悉枪械的性能和使用方法。
这一点上，他充分利用了服刑前曾在某军事单位工作过的李清亮。据李清亮回忆，白宝山对各种型号的枪支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求知欲”极强。
白宝山在监狱里的这些准备工作是在暗中进行的，他利用自己的不善言谈，把自己伪装起来。在一个时期内，他在监狱里屡受好评。
１９９３年初，即白宝山来到大西北的第三年，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即石河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他被减刑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