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是中国教育制度上的最后环节，却对整个教育体制影响深远。它不仅是大学教育的入场券，而且还是中小学教育的指挥棒。甚至可以说，高考和招生环节的质量直接决定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决定着中国以后的国际竞争力。然而，高考的指挥棒作用并没有发挥好，甚至还不如以前，因为它对时下教育模式的畸形发展进行了推波助澜。很多家长都在问：为什么中国的中小学生这么苦？为什么二三十年之后，中国大学数量和升学率都显著上升，而高考压力却跟着上涨？事实证明，中国招生考试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有两个说法必须厘清。一是考试和录取是两个分开的环节。很多人在谈及高考的时候，容易将考试和招生合二为一。事实上，考试和招生是性质不同的两个过程；考试是手段，录取才是目的。中国高招制度的首要症结在招生，把招生体制理顺了，考试体制也自然会了。二是各省招生指标分配主要是由各个大学确定，教育部只是确定大学的招生总量。有人以为，招生体制雷打不动，每所学校招生人数在全国各省市的划分主要是由学校自行确定的，因而如果想改，大学是完全有能力改的。

    高考人数今年继续呈现下降趋势，同时高考录取比例将接近80%。可是中国学生的高考压力和30年前比没有下降，反而急剧上升，由此可见，人们已经不是满足于有学上，而是要上好大学。尤其在就业压力加剧的情况下，人们希望上的大学仍然是数量极有限的那些学校，尤其是那40多所“985”高校和100多所“211”高校。其中大多数是直属中央、由全国纳税人供养的“国立大学”。这些大学不仅数量少，招生人数太有限，而且在全国分布极不均衡。众多名牌大学集中在京沪等发达地区，有的地区却连一所985高校都没有。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供不应求，是高考压力加剧、素质教育难以推行的根本原因。

    当然，如果国立大学对各地考生平等录取、公平招生，那么经济相对落后、教育资源稀缺地区的考生还有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机会。然而，这些学校在高考招生中存在明显的地域歧视。同样一所大学在录取本地学生和外地学生的时候执行了截然不同的标准。我们对这个问题研究了两年，并出版了《大学招生与宪法平等》。根据2011年的录取数据，每万名考生中考入北大的比例，安徽为1.27，北京为52.5，北京学生考上北大的几率是安徽考生的41倍。

    有人说，高考招生没法一碗水端平，少数民族等教育欠发达地区需要得到照顾。这当然不错，发达国家也有照顾少数族群的“纠偏行动”。问题在于，现在的招生制度首先照顾的恰恰是不该照顾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基础教育资源已经很丰厚的发达省市。虽然西藏、新疆等地区确实受到照顾，但是像安徽、河南、贵州、广西等大部分欠发达地区的考生却受到严重歧视。这样的“照顾”显然是不公平的。

    更有甚者，以前的高考全国用的是一份卷子，现在则是半数省市考自己的试卷，全国考试失去了统一的衡量标准，似乎中国比美国还强调“地方差异”。美国的SAT就是全国统考，全美乃至其它国家的大学都将SAT成绩作为录取学生的重要参考。虽然美国高校在录取学生的时候会参照教授推荐力度、社会活动能力等其它因素，但绝对不会把地域作为考虑因素。大学招生的目的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学生户籍地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干的无关因素。

    因此，招生考试改革必须先从摒除地域歧视开始。对全国各地考生，必须实行统一考试并原则上实行平等录取。考试方式和内容可以改革，但是考试和评分必须保持全国统一。只有这样，才能为大学录取各地考生提供客观标准。少数名牌大学可以在统一高考之后，再进行一次自主招生考试进一步筛选，但是试卷和标准也必须对不同地区的考生保持统一。对于少数族群聚集地等欠发达地区，大学可以按其全国平均录取比例和当地考生数量，实行同比例录取。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合理的纠偏行动。